不被聪明误

明前茶

        钟阿城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教读者怎样判定一部作品是否伟大:要看它是否像几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若像,写得再俏皮,也只能入畅销书排行榜,而不能入影响数代人的经典之列。

换句话说,如果一部作品中,让人拍案叫绝的比喻蜂拥而至,就像鸡尾酒里的冰块在咯啦咯啦碰撞,谁都想吸睛,谁都想出风头,这可不见得是一流作品。一流的写作往往没有这么聪明外露,总是隔了很长时间,埋头写作的人才想起他是个作家,要在比喻上精彩地露一手绝活,让读者击节叹赏。在此之前的漫长旅程中,作家像农民一样耕耘,沉浸在人物莫测的命运中,沉浸在故事出人意料的走向中,他脸上露出暧昧的惆怅,额头上是一条条深思熟虑的抬头纹,绝不可能有心思时时讲俏皮话。

听了阿城先生的点拨,终于明白对于我最喜爱的《围城》,为何一度在文学价值上,人们争论得很厉害。

这部小说的开头,太像“几个聪明脑壳在打架”了。光是第一章涌现出来的、可以列入俏皮段子的比喻,就有很多:“苏小姐身段瘦削,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画成的。”“鲍小姐被叫作‘局部的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而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了好几天……”每一页、每一节、每一个人物出场,钱锺书先生都奉献了让人难忘的毒辣刻画。然而,读者的注意力,很可能被这些聪明绝顶的比喻分去大半,以至于读到第三章,方鸿渐、苏小姐、唐小姐的形象还是有一点虚浮,一想到他们之间各种纠葛的缘起,还得翻到前面去重读。

杨绛先生回忆说,1944年,钱锺书开始写作《围城》时,家境非常困顿,她去一家小学谋求教职以贴补家用。为了让锺书先生安心写作,少受时局和开销的影响,她辞退仆役,自做“灶下婢”。因此,锺书先生“每写几页都要给灶下婢看的”。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苦中作乐的心态,《围城》一开始就陷入俏皮讽喻的汪洋中,无论是人物的肖像,还是微妙的心理,无论是对天气的描摹,还是表情的变化,无处不是穷尽聪明人的想象。

然而,这部小说的基调逐渐变得深沉朴素。这要归功于方鸿渐一行到达三闾大学后,与孙柔嘉的婚姻。为了结婚,孙小姐使出了秘而不宣的手段,而方鸿渐也顺水推舟入了围城,又一路跟随孙小姐回到上海。此时各种婚后的龌龊就像皮袍底下的小咬一样出现了……写到这里,锺书先生已经很少说俏皮话,很少用比喻句,也不再每写几页都要兴冲冲拿给杨先生看了。连在现实生活中、在饭桌上,他也不再妙语连珠。那是一段沉静的时光。锺书先生完全沉浸在方鸿渐的命运里,连他紧紧贴着眉毛的黑框眼镜,也显出了那种似笑非笑的无奈。

始于聰慧,终于敦厚,《围城》以一个洗尽铅华的收尾,跻身经典作品的行列。

一个人

雪小禅

一个人,三个字,很有意味。

两个人,就有了依靠,有了温暖,有了温度;三个人,就有了热闹;一群人,就彻底热闹了。

一個人,是寂寞的,是一道风景,是丰子恺的那幅名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空灵的,只剩下一钩新月和冷掉的茶,而人,已经孤独于月下寂影里。

喜欢只有一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才十多岁的年龄。我不合群,大过年的,一个人跑到城墙上听一个老头吹箫。那时家乡的城墙还没有拆,风大,到处是土。我穿着碎花衣裳,听他吹箫。

十六七岁时,我迷恋上三毛,看她一个人将万水千山走遍,那张穿着牛仔裤、白衬衣,戴着西部牛仔帽,梳着麻花辫的黑白照片让我无比着迷。我把它贴在墙上不停地看,那样的风情,一下子击中了我。一个人的灵魂,原来可以清幽、美丽到这种地步。她去的撒哈拉,她去的那些异乡小镇,深深地吸引了我。

迷上三毛让我更知道了“一个人”的好,知道“艳不求名陌上花”的妩媚和妖娆,我便开始独行了。

我喜欢独来独往,人多的地方极少去;我喜欢一个人背着包到处云游,走走停停。如果不去亲行,怎么能体会其中的曼妙呢?那是一种比恋爱还要美妙的心跳的感觉。

栎树父子

张大春

有一个名叫“石”的木匠来到齐国曲辕,看见一棵被人供奉起来的栎树。这树大到树荫可以供千头牛遮阳,树干有百围之粗,干身如山高,拔地十仞有余才分枝杈。往来祭祀者络绎不绝,这木匠一眼不瞧就走过去了。他的徒弟问:“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木材,您怎么一眼都不看呢?”木匠道:“别提了,那是一棵没有用的散木——拿来做船,船会沉;做棺材,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不久就会毁坏;做门窗,会流出油脂;做梁柱,会生出蛀虫。根本就是‘不材之木。正因为无所用、无可用,这树才能够这么长寿。”

故事到这里,似乎教训已经足了:人如果看起来没有什么用世之心、用世之能,浑浑噩噩地坐享天年,大概也就是任人唾骂无用罢了。但是这棵老栎树可不这么想,当天晚上就托梦给木匠,说:“你拿什么样的木材跟我比呢?那些楂、梨、橘、柚之类长果实的树,一旦等到果子熟了,大枝被折、小枝被扭,连这都是因为‘有点儿用处而自苦一生,不能享尽天赋之寿。一切有用的东西不都是如此吗?我追求‘无用已经很久了,好几次还是差一点儿被人砍了,如今活下来就是大用!你这散人,还配谈什么散木呢?”木匠醒来,把这话跟徒弟说了,也提到他梦中的了悟:要求无用,但是又不能因其无用而轻易让人劈了当柴烧,那就得发展出一种虽然不堪实用,却能保全生命的价值。对栎树而言,他的策略就是生长得非常巨大,大到令人敬畏、令人崇拜的地步,所以借由崇拜的仪式(祀社香火礼拜的活动)活了下来。

這是庄子说的故事。我读这个故事读了三十年,对于“非关实用的生产活动之为用”“怎样才算是个无用的人”,自以为了解得很全面。直到昨天,我和儿子张容之间的一段对话,让我对“无用之用”有了新的体悟。

吃饭的时候总爱发呆的张容在发了一阵子呆之后,忽然对我说:“‘现在不是一个合理的词。”

“为什么?”

“因为你在说‘现在我怎样怎样的时候,那个‘现在已经不是‘现在了。”

我愣了一下,觉得他实在没有必要去思考我在大学以后想了几十年也想不透的问题。我只好说:“‘现在,你还是吃饭吧。”

临睡前,他趴在我的床上看书,倒是我忍不住主动问起来:“你刚才说‘现在不是一个合理的词?那不合理该怎么办呢?”

张容的眼睛没离开书本,继续说:“我觉得那些发明文字和语言的人应该更小心一点儿,不应该发明一些不合理的词。”

“为什么你要把文字和语言分开来?”

“因为感觉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

“文字不合理会写不下去,语言不合理就只好随便说说,也没办法了。”

这一下我明白了,为什么每一次作文里写到“现在”这个词的时候,张容总是踌躇良久,不愿意下笔。尤其当书写这件事显得有些难度而耗费时间的时候,真正令孩子关心的那个“现在”——那个应该可以好好玩耍的珍贵片刻——便已经流逝了。

“写作文很无聊吗?”我小心翼翼地直奔答案。

“没错!很无聊,而且一点用都没有!”他说着,指指书,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再拿这些没有用的问题打搅他看故事书了。

我深深地知道,我们父子俩共通的一点就是,我们都对看起来没有用的问题着迷,那里有一个如栎树一般高深迷人的抽象世界令人敬畏,只是张容还没有能力命名和承认而已。

树下

铁凝

老于一向不喜欢参加同学聚会一类的活动——快五十岁的人了,弄那个干什么?

老于参加过一次初中同学聚会,两三年前的事了。发起者是班上一个绰号叫“小狼”的男生。小狼上中学时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却精力充沛的坏小子,这几年做生意赚了些钱。小狼为聚会的事花了不少工夫寻找老于,最后才在城郊一所中学里找到他。原来老于毕业后就和所有同学断了联系,现在他是这所中学的语文教师,同时也是一个家庭妇女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爸爸。虽说老于和小狼二十多年没见,但小狼走进老于的教研室时,他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彼此。

小狼说:“看吧,还是把你找到了。”老于笑着,搓着沾满粉笔末的手,不知说什么好。小狼对老于讲了聚会的事,说:“天南海北的同学都让我招呼来了,就差你一个。新疆远不远?”他说了一个男生的名字,“在乌鲁木齐呢,这次专程飞回来。海口远不远?”他又说了一个男生的名字,“这次也专程飞回来。还有项珠珠,”小狼对老于说,“项珠珠你应该记得,写作文专和你较劲的那个女生,期末考试总分老比你少两分的那个女生,人家现任省外贸厅副厅长,她也亲口答应从省城赶来参加咱们的聚会,所以老于你不能不去,谁不知道你当年是咱们班的高才生呀。”小狼末尾这句话说得老于怪不痛快,怎么听怎么像是对他的讥讽。

但那次的聚会老于还是去了,也许他真是为了项珠珠而去。

中学时老于暗暗将项珠珠看作学习上的对手,至于别的同学呢,全不在话下。一次项珠珠的一篇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老于便在下一次作文课上,一口气写出两篇内容不同且立意都不俗的作文交给课代表,以压倒项珠珠的风头。他这种令人意外的出众才华当即受到语文老师的赏识和表扬,并给全班同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小狼操持的那次聚会上,项珠珠姗姗来迟,竟比原定时间晚到六个小时。原来,是她临时有个会,好不容易开完会才上了路,又遇到高速公路堵车。这样,本来是中午的聚餐就推到了下午。老于几次抬屁股要走,见大伙儿情绪都还高昂饱满,似在专心等待项珠珠,又似借等待项珠珠在细聊彼此的日子,老于就不好告辞了。他听着大伙儿的闲聊,觉得他这一班同学平庸者居多,话题也琐碎、无趣,这其实是在他预料之中的。但他深信他的生活水平在他们之下,这其实也不在他的预料之外。比方说他至今租着两间没有暖气的民房,他老婆是当年他插队时带回来的一个乡下姑娘,现在靠给附近一个农贸市场打扫卫生挣点钱。这些事老于的中学同学不知道。用不着,他想,让他们怜悯自己吗?那又何必。只待大伙儿话题一转说起彼此的下一代时,老于才提起点兴致。

他的一儿一女都是聪明过人的孩子,大儿子这年刚考入人民大学经济系,小女儿正上初中……还没容老于向同学们介绍自己的孩子,项珠珠的车到了。项珠珠的到来使全班同学的精神为之一振,连老于也觉得眼前一亮。项珠珠没变,何止没变,简直比中学时更、更、更什么呢?总之,包括老于在内,所有同学都觉得项珠珠和他们不是一类人。她和每个同学握了手,跟老于握手时,还特意对他说,她记得他一堂课能写出两篇作文。项珠珠吃饭时也挺随和,小狼说些在老于听来十分俗气的话,项珠珠也不在意。

老于坚信项珠珠的不在意是有意做出来的,越是不在意,越显得她比他们高。

那次聚会后,两年之间小狼他们又聚过两回,老于不再参加,像受了伤似的。其实谁伤了他,他也不知道。后来的那两次,小狼把宝马开到他家门口来接都没能请动,仿佛就因为小狼看见了他的破院子,他满手长着冻疮的女儿,还有院子里几只下蛋的母鸡。这没什么,老于心想,住在城郊是可以养鸡的,孩子正长身体,需要鸡蛋补充营养啊。冻疮不好,那是因为屋里太冷,烧煤又太贵。

自从儿子去北京念大学,一家人得全力以赴供应儿子每月的开销,老于连烟都戒了,哪还能挤出取暖的煤钱?冻疮是不好啊,一个女孩子家……老于安慰自己,又谴责自己,坚持不去参加聚会,脸上几乎现出宁死不屈的神情,以后小狼再也没有找过老于。又过了些时日,项珠珠从省城调至老于所在的城市,成了这座城市的副市长。自此,老于和家人常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她。老于的老婆说:“这个女市长和你不是同学吗?”老于说:“是。”老于的老婆就说:“能不能跟市长说说,给咱们找两间有暖气的房?”此时全家正吃晚饭,老于盯住女儿的双手,手肿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再看看孩子的耳朵,也冻伤了。女儿有数学天分,前不久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拿了第二名。回家后,她对老于说,她的目标是上北大、清华。老于支持女儿,可他拿什么支持呢,至少他应该让女儿住在有暖气的房子里吧,至少他不该让女儿冻得攥不住笔吧。

找找她又有何妨?谁让她总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呢,谁让她是市长呢,难道我老于不是归她管辖的一个市民吗?再说找她又不是為我老于,是为我的女儿啊,她是个人才,人才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是属于民族、属于国家的。老于越想越觉得理直气壮。

老于家中没有电话,第二天他特意早些上班,趁同事们还没进教研室,他给项市长打了电话。秘书问明姓名身份后,老于和项市长通了话。应该说,电话里的项珠珠是很热情的,稍事寒暄,便问老于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她。这边老于连连说着没事没事真没什么事,声音挺大就好像谁说有事谁就诬陷他似的。那边项市长说有事也没关系,只要她能帮上忙。这边老于仍高声坚持说没事,只是想见面聊聊。那边项珠珠就把家里电话、地址告诉老于,欢迎老同学有时间到家里去。这边老于硬着头皮问今晚行不行,那边项珠珠沉吟片刻答应了。这边老于急忙挂断电话,急忙到有点不礼貌,生怕项市长变卦似的。

这晚,老于骑了五十分钟自行车,从城郊赶到项市长家。他被一个面目清秀的小阿姨让进客厅,然后项市长出现了,和老于面对面坐在两张小沙发上。谈话一开始老于就觉得浑身燥热,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他穿了厚厚的棉袄、棉裤和棉鞋的缘故——在他那没有暖气的家里,他需整日这样穿戴。老于一下子还意识不到这些,他甚至看不见客厅里都摆放着些什么。房间阔大,地板很亮,果盘里的水果鲜美,杯中的绿茶清香……这些和老于无关,或者,越是置身于此情此景,老于便越要使自己的谈话配得上这种氛围和这种氛围中的女市长。于是他就谈文学。

他想起中学时的项珠珠是喜欢文学的。果然,如今的项珠珠对文学仍然保持着并不虚假的爱好,她很轻易地就说出一大串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代表作,并和老于探讨这些作品的优劣、得失。老于谈着自己的见解,他发现项珠珠脸上是信服的神态。

他提到了作家的想象力。他说到新近读的一篇美国小说《热冰》,他称赞作者的想象力,那是一个投湖死亡的少女被父亲藏进冰库而永远凝固了青春的故事。老于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想起了他今晚的使命。这让他有点内疚,因为直至现在他也没能让谈话转向正题。可难道项珠珠不该知道这篇美国小说吗?不该知道他老于涉猎范畴之广吗?不该知道他生活角色的平庸和他内心世界的高贵丰富不成正比吗?

老于被自己的讲述感动得欲罢不能,又由小说展开去说电影……老于咽了一口茶,并观察了一下项珠珠的表情,他确认她是专注的,没有因为他冗长的讲述感到疲乏。她的表情使老于对自己很满意,当他对自己满意的时候便也开始焦虑:房子呢?房子的请求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口呢?

后来他又杂七杂八地说了一大堆,有关20世纪的重大发明,什么硅片啦,阿司匹林啦,胰岛素啦,核能啦,等等。他滔滔不绝,心中却一遍遍问自己:难道这是求人办事的样子吗?这不是请求,这是挑衅,是拿他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听过的奇闻,向他不可企及的这所房子和房子的主人挑衅。

他滔滔不绝。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问题的可能性就越是微小;内容越是高雅,房子问题就越显得俗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去。这时候,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走进客厅,她穿着绒布小花睡衣,睡眼惺忪地依偎进项珠珠的怀里叫她“妈咪”。老于的叙述被打断了,他有些惊奇地看着项珠珠怀里的孩子。项珠珠笑着告诉老于,她结婚晚,所以孩子才这么小。孩子把老于拉回了现实:客厅,水果,香茗,妈咪……时间太晚了,有十一点了吧,他的事还没说呢,可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坐下去了。他站了起来,项珠珠也站了起来。以她的经验和洞察力,会猜出他是有求于她的,于是她又问老于真的没有别的事吗?“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老于边摆手边大步向门口走,叫人觉得若再问反而是对他的不礼貌。项珠珠没有再问。

出门后,老于的脑子里很乱。他推着自行车在便道上走了几步,站在一棵龙盘槐下。他是来求项珠珠解决两间带暖气的房子的,可他一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他又想起那个叫着“妈咪”的睡眼惺忪的小女孩,他还对那一声“妈咪”感到十分别扭,那分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优越。他老于的女儿是永远不会管他叫“爹地”的,可这并不妨碍女儿考上名牌大学,不会妨碍的,绝对不会妨碍!他顽强地思想着,简直是大声地思想着,可他的心依旧是憋闷的。

他本是带着请求从家里赶来的,他不能再将这请求带回家去,他应该说出来,必须说出来。他鼓动着自己又朝龙盘槐靠近了一点,就像夏日里顶着太阳走路的那些人总想钻到树荫里去那样。他于是把這棵树想成了项珠珠,他对着树说出了他那难以启齿的请求。他将满心的重负卸在这棵树下,然后骑车离开了。

老于回到家时,已是夜半时分。他推车悄悄进了院子,见房间里还亮着灯。他知道老婆和女儿还没睡,她们在等待他带回的消息。他站在院子里没有立即进屋,因为他发觉自己又把另一个难以启齿的请求带回家来:他准备请求老婆和女儿再也别让他请求市长了。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会不断地处在请求之中,或许到了他这岁数,谁的日子里都会伴随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请求吧。这时,老于坚信一年后女儿肯定能考上大学离开家,那么她就会住进学校里有暖气的宿舍。剩下他和老婆两个人,又有什么对付不了的事呢。

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无非求碗热汤喝

张佳玮

魏晋时代的人风流,三曹以下,建安诸子、竹林七贤,一概风流倜傥、玉树临风。酒不缺,却少吃的。匈奴献曹操“一合酥”,杨修就率诸将给吃了,末了还玩“一人一口酥”的文字游戏戏耍曹操。当然,从中亦可见那时连这种点心都很珍贵。魏晋时把面条叫汤饼,估计也就是水煮囫囵面,吃个混饱。曹丕疑心何晏脸白是抹了粉,就拿汤饼哄何晏吃,看他出了汗是啥效果,可见这东西未必好吃,但的确热气蒸腾,很是有用。

都说我国饮食文明甲天下,确是真的。我国八大菜系,滿汉全席,细点小馔,气象万千,比起西方人单调的只烹不调,我们过得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袁枚在《随园食单》里细说鱼翅海参,李渔于《闲情偶寄》里大谈酒鱼茶肉,学问海了去了。只不过,士大夫毕竟是士大夫,小民百姓临了怕是品不出鱼翅发得好不好、海参是否弹牙汁浓。我们这里穷过的老人,讨论一碗汤好不好,就一个标准:这汤浓不浓。

老一辈人怀旧,吃饭时还常教导我们:喝汤时要溜边沉底,轻捞慢起。像我这种怕鱼刺的,喝鱼汤时每每纳闷儿:躲鱼肉都来不及,干吗还沉底缓捞?那时还没挨过饿,出门一多,到处走走,饿过几顿后就明白了。老一辈人自有其哲学,求饱求暖,就指望一碗热汤,汤里有菜有肉,熬出浓汁来,咸一咸嘴,填填肚子。

传闻南方的某些老字号,一锅汤百年不灭,日夜填薪地炖着、煮着,就是卖个“这汤火候到家”。时间既久,味道极厚。融了不知多少大料,煲了不知多少老汤,那是无价之宝,譬如卤味铺的百年老汁、酒家地窖的百年老酒、川中传了几代的泡菜坛子、烟茶行家闷了半世的雪茄或普洱。那汤是给行家里手品的。内行一品,就能嗅出这汤的好坏、用料多少、火候程度之类。就像是建筑大师看房子,一眼看出风格体式,随手把鸟笼一挂就步月于庭的逍遥劲儿。然而天下寒士太多,要的不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而是茅屋广厦千万间,求个庇护的地方。我辈俗人,大冬天扑个地方喝一碗汤、吃几块肉,暖和过来了,才是正道。汤是这样一种东西:不算正餐,可俭可奢,是最有效的解寒、去饥之法,因此务求其浓。别说热汤,连去暑的汤都讲究个浓。老北京做酸梅汤,法子各异,但大体精神不变:熏过的乌梅加水煮,酌加冰糖,凉透过滤,最后出来就是要求个“浓”。

十月末天风骤起,夏季余温散去,秋凉霍然而至。冷了之后,才发觉特别易饿。房间里储藏的蛋糕、点心等吃到肚里,像泥牛入海,真怕胃成了无底洞。出门去街上,面包、熟食、比萨、自助餐之类的没勾起食欲来,可是到麻辣烫店、拉面馆这类地方就走不动了,非得进去,就着热辣辣的汤吃点什么。那厚厚的浓味滚汤,一口口烫着舌头和嘴,“咕咚”一口咽下去,肚子里便暖起来,背上舒服得发痒。这就足以让人享受。

出门在外的人,格外恋碗汤喝。蒲松龄为了写《聊斋》,煮了绿豆汤在路边请人喝,以“讹诈”故事素材,可见一碗汤对游方的路人实在如天降的宝物。小时候去乡下陪爷爷奶奶,偶尔还能见到投亲不着,又不熟悉附近旅店餐馆,上门叩问顺便要点东西吃的外乡人。乡下人怕羞,只问能不能要碗汤喝。奶奶盛了浓浓一碗青菜豆腐肉丝汤,对方就能热泪盈眶。奶奶说,再往前些时节,冬天一碗汤是能救人命的。

汤的意味,到入冬尤其明显。中国历代多的是这样的故事——外面大雪纷飞,主人在家闲坐,喝一碗料粗味浓的汤。听到有人敲门,大声道:“饥寒交迫,求一碗汤水喝!”千金相救之类的故事属于低概率的传说,穷帮穷才符合当时绝大多数情境。主人开门,客人闯进,抖去斗笠上的雪,主人送上一碗热汤来。未等喝,那一份恤老怜贫的暖意便随热气氤氲而起,足以救人命、暖人心。这是典型的中国平民传奇:对寒夜独行、饥寒交迫又无可奈何者,最富人情味和最实在的,无非是能有一碗热汤喝。

金庸和古龙,只差三个词

诗人、作家这类人,经常是捉对儿出现的。出了一个牛人,上天就总会降生另一个牛人和他齐名、配对,唯恐他孤独。

我经常读唐诗,发现唐代的大诗人们就是一对对往外冒的——有李就有杜,有王就有孟,有沈就有宋,有高就有岑,有元就有白,有郊就有岛,有钱就有刘,有皮就有陆。

就好像武侠的江湖里,有金庸,就有古龙。其实在我看来,金庸和古龙的差别就是三个词而已。

金庸写人间,古龙写天涯

金庸和古龙,都各自发出过对人生和命运的终极之问。

金庸问的是:“我是谁?”古龙问的是:“天涯远不远?”

前一问,是充裕、富足后的哲思,问的是人生的意义;后一问,是孤独、漂泊中的追寻,问的是人生的归宿。

金庸的侠是人间的侠,就像你和我这些凡俗之人,永远被人情世故包裹着——父母、师长、亲友、君臣,江湖、庙堂、家族、草莽,各种关系,侠客们都要一一面对。

基本上他们来历分明——书香世家陈家洛,贫苦孤儿小杨过,又富又帅段公子,大智若愚郭大侠。即便来历不明的韦小宝,你也至少知道他娘是谁。

你知道他们的童年,他们的口音,他们的初恋。他们被金庸抛入江湖,就像你从校园踏入社会,万千巨浪,无数暗流,他们遇到的每一点希望、每一个陷阱、每一步成长,你都感同身受。

古龙的侠不一样,他的侠是天涯的侠。

古龙不是不能写人间,但是能驾驭的范围窄,就像一个歌手音域有限。一写到小人物,就只好请出小酒馆老板张老实;一写到王公巨贾的生活,想来想去,也只有波斯地毯、小牛腰肉、美女脱光了往怀里钻。他写不出他们吃什么饭、送什么礼、聊什么天。于是,古龙独辟蹊径,决然离开人间,把他的侠客发配去天涯。

他的侠客没有来历,宛如孤星,仿佛自天地肇始、江湖开辟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冷冷地在那里。

他们永远在赶路,却不知道要去何方。你不知道他们的故乡,不知道他们的初恋。你能看到他们此刻身边的女人,却不知道他们曾经爱过谁。郭靖遇到黄蓉时,我们知道他多半会想起华筝;胡斐遇到苗若兰时,我们知道他多半会想起程灵素。但陆小凤碰到一个姑娘时呢,鬼才知道他会想起谁。

古龙的侠客,从不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们的人生只有两件事:生存和死亡。他们生活的场景只有三种:床、酒馆、山顶(或者是房顶)——在床上纵情,在酒馆里社交,在山顶上决斗。他们面对的人也只有三种:朋友、敌人、路人。

金庸写太阳,古龙写明月

金庸的侠客,常常是太阳般的武士。他们生时诵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死前唱的是“焚我残躯、熊熊圣火”;他们最伟大的战斗,在华山、襄阳城、光明顶、雁门关,都发生在白天;他们最强大的团体明教,崇拜的是炽热的火焰;他们最强的武者姓东方,最好的武功名葵花,一切都指向太阳。

古龙的侠客,则属于月夜。

楚留香是属于月夜的——“闻君有白玉美人,妙手雕成,极尽妍态,不胜心向往之。今夜子正,當踏月来取。”

傅红雪是属于月夜的——“明月在哪里?就在他心里,他的心就是明月。”

每一个侠客都带着浓浓的夜的气质。在白天,他们是慵懒的、潜伏的,只有到了夜晚才会出现。正如阿飞是月夜下的狼,西门吹雪是月夜下的冰,陆小凤是月夜下的精灵,李寻欢是月夜下的神。

所以,古龙最伟大的战斗常常发生在晚上。李寻欢和上官金虹那一战,是晚上——“燃着灯,灯芯已将燃尽”;西门吹雪和叶孤城那一战,也是晚上——“月圆之夜、紫禁之巅”。古龙的英雄,从不爱在白天决定自己的命运。

金庸写剑,古龙写刀

剑是白刃中的君王,高贵、优雅、平衡。金庸的江湖是属于剑的。十四部书里,刀真正唱了主角的只有三部:《飞狐外传》《雪山飞狐》《鸳鸯刀》,其余几乎全是剑的天下。

如果没有雪山飞狐,没有胡家刀法,真不知道金庸对剑要偏心到什么程度。

与剑不同,刀是兵器中的狂客,粗犷、暴力、直接。古龙的江湖,归根结底是属于刀客的江湖。

在古龙的潜意识里,常常觉得剑是虚伪、骄狂、自负的。他最爱写的一类角色,就是挂着名剑、不知天高地厚的纨绔子弟,然后被人羞辱。古龙要用孤傲的刀,来颠覆这个矫情的世界。

他塑造了无数成名兵器,但最伟大的毫无疑问是小李飞刀。他的侠客里,用刀的永远比用剑的迷人——用飞刀的李寻欢比用剑的阿飞有味道,用飞刀的叶开比用剑的路小佳有味道,用割鹿刀的萧十一郎比用剑的连城璧有味道,就连古龙悉心打造的剑神西门吹雪,我觉得也没有孤独的刀客傅红雪来得深刻、复杂、动人。

这就是金庸和古龙的区别。

金庸是:人间,太阳,剑。

古龙是:天涯,明月,刀。

 

王鼎钧

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双目失明,无亲无故,勉强被一家私立救济院收容。我当时由于工作的关系跑去看他,希望能为他做一两件事。

探问之下,我知道他的眼睛并没有全盲,还可以隐约看见近距离的东西。他的英文不错,也能打字。我非常兴奋地劝他接受一份听录音打字的工作。他一面摇头叹气,一面表示希望换一家规模较大、设备较好、待他也比较和善的救济院,好让他在里面终其余年。他的年龄不过四十岁,但是他说:“我已经不能工作,再过几个月,我的眼睛就要完全看不见了。”

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他果然已经全盲了。我建议他接受某种技能训练,他连声叹气:“这里的空气太坏,很容易叫人生肺病,恐怕我已经得病了。”

果然,再次见面是在病房里了。我當时对他的“料事如神”感到十分惊讶。后来,我阅历渐增,知道这是由于他的生存意志崩溃所致。虽然他有能力得到更好的生活,却被他放弃,他的精力和知识都用来设想各种最坏的情况。对于这种人,灾难终究是要降临到他头上的,说起来一点也不意外,即便这让人很难过。

后来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开朗而乐观,永远期待有更好的事情发生,并为此努力不懈、奋斗进取。果然,他们大都如愿以偿。

 

己养与鸟养

高大

这是《庄子》里的一个寓言:“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

大意是说,鲁国城郊飞来一只海鸟,鲁王从来没见过,就用车子迎接它,在宗庙里向它敬酒,演奏《九韶》使它高兴,准备牛、羊、猪三牲作为它的食物。海鸟却忧愁悲伤,一块肉也不敢吃,一杯酒也不敢喝,三天后就饿死了。庄子因此下了个结论: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

鲁侯爱鳥,把鸟供在庙堂,给它吃大餐、享美乐,这哪里是养鸟,分明是养人。华屋美服、美酒琼浆,雅乐正声,自己喜欢,便以为海鸟也会喜欢,结果要了鸟命。

无论养鸟、养孩子、养树,乃至养万物,都要顺其天性,而不要凭一己之喜好行事。

王鼎钧

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双目失明,无亲无故,勉强被一家私立救济院收容。我当时由于工作的关系跑去看他,希望能为他做一两件事。

探问之下,我知道他的眼睛并没有全盲,还可以隐约看见近距离的东西。他的英文不错,也能打字。我非常兴奋地劝他接受一份听录音打字的工作。他一面摇头叹气,一面表示希望换一家规模较大、设备较好、待他也比较和善的救济院,好让他在里面终其余年。他的年龄不过四十岁,但是他说:“我已经不能工作,再过几个月,我的眼睛就要完全看不见了。”

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他果然已经全盲了。我建议他接受某种技能训练,他连声叹气:“这里的空气太坏,很容易叫人生肺病,恐怕我已经得病了。”

果然,再次见面是在病房里了。我當时对他的“料事如神”感到十分惊讶。后来,我阅历渐增,知道这是由于他的生存意志崩溃所致。虽然他有能力得到更好的生活,却被他放弃,他的精力和知识都用来设想各种最坏的情况。对于这种人,灾难终究是要降临到他头上的,说起来一点也不意外,即便这让人很难过。

后来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开朗而乐观,永远期待有更好的事情发生,并为此努力不懈、奋斗进取。果然,他们大都如愿以偿。

故乡守墓人

韩浩月

失败者

三叔在一次“家族权力争夺战”中败下阵来。尽管这次他做了十分周密的筹备,先是由外至内层层递进,后是逐步收网、终极亮剑,但还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被“一票否决”。

事情开始时是这样的:我在一个傍晚接到三叔的电话,电话中他除了像往常一样问我近况,还透露了一个愿望,希望给留在大埠子的祖先及去世的家人各修一座墓碑。

大埠子是我出生的村庄,我们这个大家族在这里生活了二三十年。20世纪90年代我们举家迁往县城的时候,留下了十余座坟墓,包括我太爷爷、太奶奶、大爷爷、大奶奶的,以及我父亲的,等等。

只有三叔一家留了下来。他也曾像别的叔叔那样迁往城里,但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受不了城里的汽油味,也不喜欢缺乏人情味的生活。

三叔说,村里只要是大一些的家族,都会集资给祖上修墓碑。墓碑上写上祖先的名字,也刻上子孙后代的名字,一目了然,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家族的来龙去脉。后来出生的孩子们,上坟的时候到了田野里,也不至于像无头苍蝇一样,每次都找不到坟头。

“咱们凑钱给每个坟头都立个碑,你说阔气不阔气?”三叔问我。

“当然好。”话说到这个份兒上,我没理由不支持。

“那你和你的小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事怎么办。”三叔交代。

在微信群里,我对七八位堂弟、表弟说了这件事。当然,是用征求意见的口吻,还启用了投票制,少数服从多数。弟弟们对此并非热情高涨,但也没有反对。

筹备过程里,三叔又来了个电话,说想把我爷爷奶奶的墓由县城迁回大埠子去。理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墓就在大埠子,落叶归根,去世的亲人们应该聚在一起。这样一来,以后上坟就不用东湖、西湖两头跑了。

我再和小弟兄们商量,没人反对。

在三叔即将“大功告成”之际,二叔的电话打了过来:“凭什么修墓碑和迁坟都不告诉我一声?你们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坟不能迁。你爷爷奶奶刚安葬不到一年,不能动。”

“那墓碑能修吗?”

“墓碑也不能修!”

五叔的电话也打了过来,态度干脆利落——不同意。

我父亲去世后,二叔是家里说话算数的人,无论什么事情,他都有一票否决权。

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告诉弟弟们,二叔不同意,所有准备工作立刻停止。

我打电话给三叔。三叔沉默了一会儿,我以为他会大发雷霆,但最终他只是嘟囔了一句:“不让弄就不弄了。唉,咱们家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后来我想过三叔想要修墓碑和迁坟的心理动机,他是想让离开村庄的亲人们,尤其是孩子们,一年当中能多回来几次。那个村子只剩下他一家,没有亲人在了,他一个人在那里,孤独。

守墓人

少年时,离开大埠子的我万般不情愿回去。三叔每次都语重心长地劝我:“你要回来,给你父亲上坟。你不愿给别人上坟可以不去,但你父亲的坟你要去。”

大埠子距离县城三十五公里。以前那里交通极为不便,每次往返都觉得无比漫长。但不管怎样,每年至少要在小年时回去一趟,三叔也都会在他家门口或者村供销社门口等着我到来。

上坟对三叔来说,有很郑重的仪式感。他安排三婶包水饺、炒菜,他带着我们剪火纸。这一流程要耗时三四个小时,常常让我心急如焚——上完坟,天就快黑了,还要赶路回县城,没法不着急。

但有一次,三叔和我在我父亲的坟前说了一段话,让我再也不着急了。

他说:“你们都走远了,不想回来了,以后你们的孩子,也将慢慢忘记这里。没关系,不想来就不来了,反正我还在这里,还能守几十年。只要我一天还能动,就能来给你父亲、你大爷爷上坟。”

三叔说这话时哭了,我也哭了。从此我老老实实,到点就来大埠子,为给亲人上坟,也为安慰三叔。

三叔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还能在那十来座坟墓前守多长时间?

我与三叔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市里一所学校读书,在校长的鼓励下,办了一份校报。但等到需要印刷的时候,发现根本拿不出钱。

我给三叔写了一封信,寄到百里之外的大埠子。我已经忘记那封信里究竟写了什么,总之是说如果他手头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借我几百块钱。

信寄出,我就忘到了脑后,因为潜意识里觉得,那封信他收不到。就算收到了,他也凑不出那份钱。

没想到,一周多后,有人敲开了教室的门,是三叔!

这是三叔第一次出远门。他担心不会坐长途车,找不到路,于是在村里找了位认字识路的邻居,一起不远百里来到学校。

三叔从怀里掏出个信封,里面是他不知道从哪儿凑的几百块钱。三叔觉得我办报纸,是个有文化的事。在他的观念里,孩子们只要做与文化有关的事,家长就该支持。

那会儿我还年轻,不懂得感恩,只是心安理得地收了那份钱,并且很快就忘到了脑后。三叔始终没有提过这件事,等到十几年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想起,心痛得无以复加。

等到我有了一点能力,可以帮助家人的时候,却发现在漫长的时间里,我帮助最少的,竟然是三叔。他从不向我要求什么。

一种可能

在大埠子村的北边,有一座三叔住了很多年的院子。每次进村,拐弯把车停到他的院子门口,就要踏进他家门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感到无比亲切、踏实。

我小时候栽下的银杏树,已经长得高高大大了。院子中央的压水井生了锈,但还是能轻松压出水来。

我和三叔坐在堂屋门前聊天的时候,抬头顺着宽宽的屋门向天空望去,感觉眼前有了一个大银幕般的视窗。高远处,有蓝天白云,有这个压抑的村庄从来不具备的某种开阔与淡然。

在四十岁之后,我脑海里时常会冒出一种想法:有没有一种可能,一二十年之后,我也回到大埠子村,在村里租一间房子,或者干脆住到三叔家?空闲的时候,我们爷俩喝一杯酒,谈谈往事,在他有了酒意说着话想要哭的时候,默默地递上一支烟。这是年轻时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愿意想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真正明白了,三叔为什么甘愿在那个偏僻的村庄当一个孤独的守墓者。他守住的,不是一位位去世的亲人,而是一份他自认为珍贵的情感,还有一种他觉得温暖的情境。